汪精卫的一生

毛周表示，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，马上恢复自由。陈璧君宁可坐牢也绝不昧着良心承认汪精卫有罪！这一切仅仅理解为妻子“为老公守名节”？

    汪精卫自早年参加革命，谋刺摄政王，被捕入狱，辛亥革命后功成身退，国民党当政期间屡次辞职，两遭暗杀，直到身死他乡，一生联共反共，用蒋反蒋，辞职复职，出国回国，主战主和，可谓变化多端，但所有言行举止，衡以儒家仁义原则和民本思想，若合符节，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：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。！

    附：汪精卫“叛国”“艳电”

    1938年12月29日

    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，蒋总统，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：

    今年4月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，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，曰：“自塘沽协定以来，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，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，采用和平方法，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，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，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。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。”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，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，始迫而出于抗战。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：第一点，为善邻友好。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，无赔偿军费之要求，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，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，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，交还租界，废除治外法权，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。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，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，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，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，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，亦得以保持，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，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。第二点，为共同防共。前此数年，日本政府屡曾提议，吾人顾虑以此之故，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。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，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，则此种顾虑，可以消除。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，对苏邦交不生影响。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，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，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，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。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，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，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，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。第三点，为经济提携。此亦数年以来，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，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，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。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，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，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，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，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，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，并应本此原则，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。以上三点，兆铭经熟虑之后，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，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，以期恢复和平。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，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，如国民政府根 据以上三点，为和平之谈判，则交涉之途径已开。中国抗战之目的，在求国家之生 存独立，抗战年余，创巨痛深，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，则国家之生 存独立可保，即抗战之目的已达。以上三点，为和平之原则，至其条例，不可不悉心商榷，求其适当。其尤要者，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，必须普遍而迅速，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，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，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，此为中国 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，必须如此，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，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。中日两国壤地相接，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，历年以来，所以背道而驰，不可不深求其故，而各自明了其责任。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，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，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，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，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。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，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，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。谨引提议，伏祈采纳！汪兆铭，艳。

    汪精卫（1883－1944）名兆铭，字季新，号精卫，广东番禺人。

    1901年应番禺县试，中秀才，后为生活所迫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。与朱执信、古应芬等组织益群学社，讲究实学匡世。

    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，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，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，“固有的民族思想，勃然而兴”。

    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，加入同盟会，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。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。后以“精卫”的笔名先后在《民报》上发表《民族的国民》、《论革命之趋势》、《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》等一系列文章，宣传三民主义思想，痛斥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，受到孙的好评。

    1906年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，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，任南洋革命党报《中兴日报》主笔之一，与保皇党的《南洋总汇报》进行论战。

    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，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，并筹募革命经费。

    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，出任《民报》主编，秘密复刊发行《民报》第25－26号。

    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，开设守真照相馆，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，事泄后被捕，判处终生监禁。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，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，意境为之一变。武昌起义后，由袁世凯开释出狱，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，暗中秉承袁的意旨，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，鼓吹革命、立宪两派联合拥袁，实现南北统一。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，任支部长，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。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，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。后留在孙身边工作，力劝孙让位袁，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。8月赴法留学，中间几度返国，皆超然于政治之外。

    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。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《建设》杂志。

    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、教育会会长等职。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，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。

    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“一大”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，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。11月随孙北上入京，任秘书。

    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。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“左派”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。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、宣传部长等职。

    1926年1月在国民党“二大”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。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后，被迫辞职，出走法国。次年4月归国，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，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。7月15日在武汉实行“分共”，与蒋合流，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，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、国民政府委员、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、国民党副总裁等职。

    1938年12月离开重庆，经越南河内去南京，发表“艳电”，公开与日本日合作。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，自任主席。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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